193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南京总统府里，廊檐下的灯笼被寒风一吹，晃悠悠的，走廊里的光就跟着忽明忽暗的。

孔祥熙裹紧了身上的貂皮大衣走进会议室，袖口的金表链在灯光下唰唰闪着光。

那会儿他刚从西山别墅赶过来，当财政部长，正是权力最顺的时候。

桌上摊着财政报表，还有重庆分行的加急电报，纽约寄来的美元汇票，一堆东西摆着，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把他的名字和民国最有钱的家族死死缠在了一起。

那会儿他哪能想到，二十年后，他那些漂洋过海的钱，最后会落到一个连中文都写不明白的美国小子手里。

命运的齿轮啊，其实在之前一次家宴上，一盘抢着吃的雪梨里，就悄悄转了方向。

孔家这事儿啊，打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就开始了，从头到尾都带着一股子浓得化不开的政治心思。

1914年，孔祥熙从国外回来，在东京跟宋霭龄结了婚。

这门亲事一结，他就从山西太谷那个教学生的穷教书先生，一下子成了孙中山的连襟，蒋介石的大舅子。

宋霭龄这算盘打得精着呢：孔家本来就有实业底子，孔祥熙又在国外留过学，有背景；宋家三个女儿，庆龄、美龄、霭龄，正好各有各的路——庆龄跟着搞革命，美龄往权力中心钻，霭龄呢，就成了家里的幕后军师。

可这位幕后军师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自己没站到台前当主角，就把所有盼头都压在了孩子身上。

孔家四个孩子的长大，简直就是宋霭龄宽松教育的试验田。

大儿子令侃，从小就被宠得无法无天。

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带着十几个跟班在学校里横冲直撞，连教授都得让他三分；二女儿令仪稍微端庄点，但也被惯得认死理儿，长大了非要嫁个比自己大十七岁的戏子白兰花，为此跟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三女儿令伟最出格，从小爱穿男装，剪短发，戴圆框眼镜，活脱脱一个假小子，连蒋介石见了都开玩笑说像个带刀侍卫；小儿子令杰最不爱说话，但也最敏感，在家人的光环下总觉得自己融不进去，老躲在书房里看财经新闻。

家宴上那盘抢着吃的雪梨，简直就是宋霭龄教育观的最好例子——有一次吃饭，令侃眼疾手快，伸手就把最大最黄的梨扒到自己碗里，宋霭龄不但没说他，反而笑着拍他肩膀：我们令侃就是聪明，知道挑好的。这种不管不顾的惯着，让孩子们都觉得自己最重要——后来令侃在抗战的时候倒腾汽油发国难财，令仪在纽约花钱跟流水似的，令伟挪用他爸公司的钱去赛马，都是因为心里这股我利益最大的劲儿。

宋霭龄可能觉得树大自然直，可她不知道啊，根没扎稳，枝再茂盛也经不住大风大雨。

1937年抗战开始，孔祥熙的权力和好都跟着涨得飞快。

当财政部长，他手里握着印钞机和管外汇的权，没几年，就在上海法租界买了一整条街的洋房，在重庆歌乐山盖了中西合璧的大别墅，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公寓能直接看到中央公园。

档案里写着，就1942年一年，他通过重庆银行套走的黄金就有120万两，纽约那边的艺术品收藏更是厉害——从宋朝的瓷瓶到清朝的字画，好几百件。

这些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可孔宋豪门的贪污传闻也越来越厉害。

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蒋委员长的钱，孔祥熙的金条，骂的就是权力和钱搅和在一起，让人恨得牙痒痒！

1949年春天，南京国民政府快不行了。

孔祥熙带着全家飞到了美国，走之前，把大半的钱都转到了纽约、休斯敦这些地方。

蒋介石在台北给他打电话：你在美国要站稳脚跟，帮着多弄点资源回来！孔祥熙只能苦笑，他心里清楚，那个当财政部长、呼风唤雨的时代，早就完了。

四个孩子里，他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令杰——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总说当官是给人打工，发财还得靠自己。

1951年，令杰被蒋介石任命为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其实就是个挂名的闲职。

过了半年，他找个借口说去考察石油，飞到了美国得州的休斯敦，从那以后就没回台北上班了。

在休斯敦的唐人街，他租了个小公寓，一边打工一边研究美国的油气市场——那会儿得州正处于石油最火的时候，埃克森、美孚这些大公司在那儿抢得头破血流，华人企业家几乎是一片空白。

令杰靠着孔家还剩下的点关系，说服纽约的亲戚把一笔钱转到他账户里，又找了几个懂技术华人工程师，凑钱开了家西方石油开发公司。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吃住在公司，办公室就是宿舍——有一次为了谈成一个钻井合同，在对方公司门口等了整整三天。

1960年，西方石油开发公司在休斯敦挂牌了。

开业那天晚上,令杰给台北打电话，就跟他爸说了一句：我欠蒋先生人情还完啦。说完就挂了电话。

这话听着狠，其实是他跟过去那个时代彻底断了联系。

凭着眼光准，令杰在得州找到了好几个高产油田，五年里资产翻了十倍，成了华人圈里有名的石油大亨。

他买休斯敦的大房子，墨西哥湾还有自己的钻井平台，甚至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有钱的华人之一。

跟他比起来，其他兄弟姐妹的日子就惨多了：令侃在香港炒股把家产全赔光了，后来过得穷困潦倒；令仪纽约开了个小画廊，靠卖画勉强糊口；令伟一辈子没结婚，老了因为挪用他爸公司的钱被起诉，最后孤零零地死在洛杉矶的公寓里。

1996年春天，令杰病重了。

临死前，他躺在休斯敦医院的病床上，把律师、会计师和妻子德布拉叫到床边，在遗嘱上签了字——所有股份、房子、艺术品，连他爸留下的那箱金条，都给了独子孔德基。

这孩子生在好莱坞，中文名字就会写个孔字，却继承了外公外婆攒下的大钱。

后来公开的财务报告说，光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就值好几亿美元，加上房子和艺术品，总资产超过10亿美元。

孔德基的人生，跟家族的历史几乎没一点关系。

他从小在洛杉矶长大，学摇滚音乐，夏天去夏威夷冲浪，冬天在得州牧场骑马，对爷爷那辈的政治故事（比如当财政部长）和商业传奇（比如石油大亨）一点都不感兴趣。

2010年，他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的时候笑着说：我爷爷是财政部长？听着跟老故事似的。记者问他怎么看那箱金条，他耸耸肩说：那是老物件儿了,我更关心下个月的冲浪比赛。这种完全不沾边，让孔家继承人这身份成了笑话——曾经那么厉害的家族，最后被一个连中文都不会说的美国年轻人继承了家产。

孔家的钱跨洋转移，从一开始就有法律上的麻烦。

台湾财政部以前说要追缴抗战时候他挪用的国库资金，查孔祥熙在美国的资产，结果发现大部分文件早就被转移或者销毁了；大陆这边在1990年代也提过，抗战时孔祥熙用平准基金名义借走的黄金该还回来，可因为没直接证据，最后不了了之。

2018年，孔德基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一幅宋朝的山水画，卖了1.2亿美元。

这笔钱最后去哪儿了，成了新的谜——有媒体猜，他用这笔钱在加州马里布买了栋能看海的别墅。

那别墅的阳台上，挂着冲浪板和摇滚海报，跟孔祥熙当年在南京总统府的公文包（装着财政文件）、宋霭龄在上海的珠宝盒（装着金银首饰），隔着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现在再回头看孔家的故事，最让人叹气的不是钱没了，而是血脉断了。

宋霭龄当年顺其自然的教育（只教孩子要东西），让孩子们不知道责任；孔祥熙太想要权力和钱(当财政部长、套黄金)，让家族成了时代的牺牲品；等钱脱离了老家和文化，最后就像没根的浮萍，飘到哪儿都能落脚。

当年抢雪梨那事儿，早就预示了结局——当个人利益比家族责任重要，当钱成了唯一要传的东西，所谓的一代传一代，不过是虚的，像镜子里的花、水里的月，抓不住。

现在，孔德基偶尔会回中国，在山西太谷的孔氏宗祠前站一会儿。

祠堂门口的石碑上刻着孔氏家庙四个大字，可他认不全上面别的字。

风吹过祠堂的飞檐（像在说故事），从山西太谷的乡下读书人，到民国的金融大人物，再到美国的冲浪少年，孔家这事儿，最后就成了历史长河里一朵一下子就没了的浪花。

而那笔漂洋过海的钱，可能就像孔德基说的：它就是钱，从来不属于谁，只属于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