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建辉

01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众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赞誉为一块理想的乐土。

在那个时代，“苏联的今天，便是我们的明日”这一口号曾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抵制个人崇拜。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所发表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内部报告，犹如掷入平静水域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震动和广泛关注。

在苏联那段岁月里，一位曾身居苏共高层要职的官员，在回顾往昔时，这样说道：

或许年轻一代难以感同身受，但对于我们苏联那一代人来说，赫鲁晓夫的名字及其时代所承载的深刻意义，源自我们青少年时期那段在二战硝烟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阴影中度过时光。

不妨想象，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一堂，他们面朝那尊备受崇敬的雕像，纷纷跪拜，有的甚至匍匐在地。就在这一刻，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他说：

“看吧，这不正是一尊由你们亲手塑造、并尊崇至极的铜像吗？”

言犹在耳，他立刻将铁链环绕于偶像的脖颈，而后操控推土机和坦克，缓缓将其从基座上移开。

他评论道：

赫鲁晓夫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分析与得出的结论，仍显不够充分。

他对于独裁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对于那根深蒂固的专制权力基础，却未能进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他摒弃了对个人崇拜的盲目追随，但遗憾的是，在相当程度上，他依旧维持了助长个人崇拜的体制架构。

对于针对斯大林个人品德提出的指控以及对其独裁个性的批判，这实则反映了政治观念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在东欧，诸如波兰与匈牙利等国的革命与建设之路，长期遵循着苏联的模式，每一步都紧密贴合斯大林的意志，却与国内的实际情况日益脱节。民众对于本国政府以及苏联的统治早已积累了深深的怨气。随着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公开批判，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迅速演变为史上著名的“波匈事件”。

波、匈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士坚定地强调，务必全力捍卫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他们认为，推进这一崇高事业不应单纯照搬他国的模式，而应深刻结合我国的经济特色与历史传承，探寻一条真正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为此，他们已着手对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

共党在资本主义国受重创。

在意大利，昔日为党添彩的众多卓越知识分子纷纷选择离开了党的阵营。党的工人阶层的支持力度也相较往昔有了显著下降。回顾战后初期，高达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产党，而如今这一比例已锐减至不足14%。

意共领导层敏捷地吸取了教训，并明确声明：“莫斯科已非共产主义的中心，我们将毫不动摇地继续沿着我们意大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美国，史上退党人数最多的一次事件，恰逢赫鲁晓夫就斯大林问题发表其著名的专题报告之时。与此同时，美国共产党内部亦涌现出分歧，其中一部分坚定拥护马克思主义理念的领导人明确表示：

“承载着独立思考的职责，每位领导者都不应仅凭夸耀自己的全知全能、永不犯错，就轻易获得他人无条件的追随。”

在我国，这一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关注。众多知识分子及大学生群体纷纷发声，强烈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对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现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深入评论。

若认同“斯大林错误的根源应深入挖掘至社会制度层面”，“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斯大林错误的核心症结”，“权力过度集中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错误的成因与‘三害’的根源，均在于将民主仅仅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实际上，民主理应被视为终极目标，而非单纯的手段”。

有些人极力主张“广泛的民主”，他们认为“广泛的民主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不是历史上波匈事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众多问题吗？”

“鉴于党内对批判马列主义存在限制，我不得不做出离开党组织的抉择。”

如何恰当解析和处理这场引发重大影响的“石块”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及毛泽东主席的个人经历中，经过种种考验，逐渐在毛泽东心中塑造了对“赫鲁晓夫”这一人物持有复杂情感的心理结构。

02

毛“赫情结”

随中共代表团成员朱德、邓小平等返回国内之际，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集中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所发表的针对斯大林的批判性报告。

毛泽东发言。

一方面，他揭开了长期掩埋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他的言论亦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纷争与争议。

所谓“揭开盖子”，实则是指这份秘密报告揭露了苏联、苏共以及斯大林并非完美无瑕，进而消解了对他们的盲目崇拜。

实则该言其捅了娄子，实则是指他所编撰的秘密报告，无论是在内容的呈现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均暴露出诸多严重的失误。

毛泽东彼时身处一种“喜忧交织”的复杂心境之中。

中共中央及其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对苏共二十大所倡导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这种立场并非出于偶然，自国家成立之日起，我党便持续采取各种措施，旨在遏制对领袖个人形象的过度神化和崇拜。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党中央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倡议，果断采纳了反对个人突出化的关键决议。该决议明确禁止对党的领导层举办寿辰庆典，严格限制将领导人的名字用于地名、街道名称或企业名称的命名，同时禁止任何形式的过度颂扬。此外，决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地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950年五月，沈阳市举行了一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决定，在市中心区域建设一座开国纪念塔，并在塔上塑造毛泽东主席的铜像。毛泽东主席在5月20日的批示中指出：“铸铜像之举不妥”，“似有讽刺之意。”

1953年5月24日，在审阅了军委提交的《内务条令》及相关文件后，毛泽东同志作出了重要批示：

“请将文中所有涉及‘毛泽东思想’的表述，更改为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54年3月17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再度重申：

“我们始终坚持集体领导的核心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倾向，拒绝过分推崇个人作用的错误观念，并坚决抵制傲慢自满及个人崇拜的不良风气”。

应记张闻天功绩。

50年代张闻天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后，敏锐地观察到苏联政治思想动态的变化，以肯定赞成的态度向中央及时通报了苏联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方面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指出：

自1953年4月伊始，这一转变的苗头开始显现，进入7月，其特征愈发鲜明。这一变化主要聚焦于以下两大问题：

首先，过往对斯大林的贡献评估往往过于夸大，甚至衍生出个人崇拜的风气。现今，在宣扬苏联在各个领域的辉煌成就之际，我们更倾向于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贡献，着重强调党的杰出功绩，以及党中央委员会集体智慧与领导力的体现。

昔日，斯大林常与列宁被并列提及，有时甚至他的提及频率更胜一筹。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局面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迅速审阅完毕，随即确认此文件为“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

1954年四月，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研究室细心梳理了《苏联在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时传达了苏联调整先前全盘否定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技成就错误态度的消息。文章明确指出，这一倾向的具体体现为拒绝吸收外国的科技成果，以及否认各民族在精神层面上存在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毛泽东赞许地说：“此文值得一读”，随后中共中央迅速将其转发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留下的历史教训给予高度重视，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胡乔木在谈论毛泽东时指出：

苏联所揭露的斯大林时代之黑暗，位列史上最为专制与残暴的统治时期。毛主席夜以继日，不懈探寻一条超越苏联的全新发展道路。

1956年9月16日，中共八大会议召开之际，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向与会代表作了题为《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中专辟一节，对“领袖在党中的作用”这一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成就，即向全世界揭露了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我党对此也明确表态，对个人崇拜的倾向深恶痛绝。基于此，我们肩负着一项庄严使命，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反对对任何个人的过分凸显及其功绩的过度赞美。

何时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自苏共二十大召开至今，东欧局势频现波澜，波兰与匈牙利相继发生事件。与此同时，我国亦面临诸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步伐问题，是应果断加速还是维持稳健，以及是否采纳“反冒进”的方针等，分歧日益尖锐。这一系列事件促使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议题的关注焦点发生了显著转移。

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苏共二十大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以往相比，他的讲话语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明确指出：

“眼前映入眼帘的是两把象征性的‘利刃’，一把属于列宁，另一把则属于斯大林。遗憾的是，如今斯大林的这把利刃已经从俄罗斯人民手中滑落”，“东欧部分地区所遭遇的关键挑战，在于对阶级斗争的应对尚不尽如人意。”

在同年的11月30日，毛泽东在会晤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严肃而坚定地指出：

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所确立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避免将应对敌人的策略误用于对待同志之间。

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在会议中，他鲜明地指出：“所谓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实则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宗旨，迈向修正主义轨道的倾向。”

毛泽东明确了两个观点。

首先，需明确的是，斯大林所坚持的根本方针与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任何对斯大林的批评之举，均被视为修正主义思想的流露。

其次，东欧地区发生的所谓“波匈事件”，其核心问题在于阶级斗争的实施过程中未能得到妥善处理。

这期间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29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并对修正主义从内容上作了如下界定：

“打着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的旗号，实则对苏联经验的核心价值予以否定”，“假借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名，却暗中违背其基本原则”，“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为幌子，实则图谋削弱甚至全盘摒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实际上，对于诸如“反对照搬苏联模式”、“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口号，我们持有一种否定的态度。

自那时起，毛泽东在党的诸多会议中，多次将“反斯大林”作为议题，对党内诸多问题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

于1957年1月18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针对自苏共“二十大”以来，那些曾经对斯大林表达极度支持的人突然转向对立面的现象，我表示了深深的疑问。我认为这些人“缺乏革命道德”，他们的行为模式“毫无征兆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苏共“二十大”的波涛汹涌，在我国也引发了一些类似的动向。这些人成为党内不稳定因素的源头，一旦有机可乘，便会引发动荡。他们听闻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后，感到如释重负，随即转变立场，高呼万岁，声称赫鲁晓夫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正确的，他们之前就持有这种观点。更有甚者，情绪激动地表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引起了部分人的共鸣，这些人或许抱有个人目的，企图借此机会赢得他人的赞誉。

上述情况表明，在毛泽东心目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万恶之源。

在未来的时光长河中，人们频繁提起“苏联孕育了赫鲁晓夫”的话题，这一议题亦不时在毛泽东的脑海中萦绕。他不禁陷入沉思：中国是否也会“催生”出类似赫鲁晓夫的人物？这个问题成为了他长期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所患的“赫鲁晓夫情结”，其关键在于过度着迷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时言辞的激烈程度，而未能深刻洞悉这一批判所暴露的苏联高度集权体制所引发的深远问题。

仅仅将赫鲁晓夫视为改革浪潮中的落败者，忽视了对导致其失败深层原因的历史性剖析，过分地将责任聚焦于其个人。

03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正式提出了“两种类型个人崇拜”的概念。

毛泽东由最初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转变为支持个人崇拜，这一转变并非无迹可寻。

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曾提到，毛泽东虽不认同对斯大林的盲目追随，却并未排斥对其个人的敬意，此观点颇具洞察力。

于1970年11月16日，在会见美国友人斯诺之际，毛泽东发表言论称：

“终究得有人仰望吧！若你斯诺无人尊敬，难道你就心满意足了？……多少应该拥有一些个人崇拜吧。”

然而，这尚不足以构成对全面认识的框架，我们还需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斯诺对话中的另一关键部分。

斯诺说：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

国家之力量的孕育与塑造，离不开某个个体的倾注灵魂与赋予生命。在文化革命的这一重要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教诲，成为了指引全局的灯塔，直至引领我们走向最终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此举旨在应对刘少奇的挑战。先是抵御蒋介石的势力，紧接着便是与刘少奇的对抗。他们树立刘少奇与蒋介石为楷模，我方亦需挑选一位人物作为我们的代表！

此情形凸显，毛泽东不仅对个人崇拜抱有青睐，更将其视为调和矛盾、激发斗争的途径。这一点在1958年他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的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为全党进一步推行个人崇拜，在理论上开了绿灯。其主要内容是：

1956年，斯大林遭遇了批判的风波，这一变动既激起了我们内心的喜悦之情，亦伴随着一丝忧虑的阴影。

一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人先进思想的尊崇，我们应持续持有敬意，坚守信念，因为真理由他们所掌握，我们有何理由不对其顶礼膜拜呢？……

另一种则是错误的崇拜途径，缺乏周密思考，盲目跟从，此实为不当之举措。

一则，我们坚决抵制对错误观念的盲目追随；二则，我们亦需抵制对他人无条件的崇拜；同时，我们倡导个人应警惕并避免陷入自我崇拜的泥沼。

争议之根源，不在于对个人的过度崇拜，而在于对真理归属的探讨。若真理确凿无疑，则理应受到崇高的敬意；反之，若非真理，即便对集体领导予以高度推崇，亦无法弥补其缺失。

对斯大林的倒台，在部分民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这一现象背后，或许隐藏着某些人的私心杂念，他们渴望借此机会赢得他人的赞誉和崇拜。针对对列宁领导地位的质疑，有人对他实施的独裁制度提出了指责。面对这些指控，列宁的回答简明扼要：“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来独裁。”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话，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作为伟大理论家的毛泽东，为什么会讲出理论上如此不通的话呢？

个人崇拜反映了无知的思想模式，过分渲染领导者的光辉形象，强制公众对领导者展现盲目的崇拜与遵从，这岂不是忽略了正确判断和原则的存在？

对真理的追求，不应以“崇拜”的姿态去面对，毛泽东同志始终如是强调。唯有通过深入的学习与研究，积极的实践探索，且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绝不可因时而变，真理虽有时偶被少数人所握，亦不可轻率舍弃集体领导的原则与体制。

不管谁搞独裁都是不正确的，因为“独裁”作为一种制度，早已为历史所否定。

唯有在将这段话置于斗争的必要性和策略考量之中，方能准确把握其深意。

于成都会议之际，与会者们听闻毛泽东提出的“两种个人崇拜”之论，无不陷入深刻的自我审视与反思之中。对于未能及时与主席的思想保持同步，他们心中充满了愧疚之情。

不少人表示：

我们应坚定地相信主席的智慧超越常人，许多重大议题都源自于主席的深刻洞察与提出。我们应自觉地奋发努力，努力追求与主席的步伐保持一致。

个别人士，诸如昔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竟曾如此言道：

“我们坚信，对主席的信任应当上升至近乎迷信的程度，而对主席的服从则必须达到盲目追随的极致。”

在这浓烈的氛围中，即便是周恩来与薄一波，亦不得不屡次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

在发表讲话时，周恩来特别突出了“学习毛主席”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

经过数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历程，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充分证明了毛主席所代表的是真理。一旦背离或忽视他的领导与指导，往往会导致我们迷失方向，犯下错误，进而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薄一波也表示：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引下，我们拥有了如此卓越的舵手。只要我们虚心向他学习，严谨依照他的指导方针行动，便能有效防止重蹈反“冒进”的覆辙，从而在经济建设的征途上取得更加绚烂的成就。

这种立场之所以得到众多干部的认同，单纯以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作为解释似乎难以全面诠释其内涵。实际上，其中蕴含着更为复杂和深层的因素。

审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往，首个掌握国家政权的俄国共产党未能妥善处理领袖与政党、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往往过度强调集中，而忽略了民主的必要性。这导致了权力的过度集中，民众监督机制缺失，最终引发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

此外，从理论角度审视，无产阶级政党一直秉持的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与领导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今日的审视之下，亦逐渐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

列宁在此强调，领袖在党内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并着重指出领袖与政党、阶级之间应保持的高度一致性。然而，他并未深入探讨领袖角色的另一面——党的领袖必须与党员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绝不能超越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同时，领袖亦需接受党组织及党员群众的监督。领袖与党、与阶级的关系，既展现出一致性，也潜藏着潜在的矛盾。

深受苏联共产党理念与模式的深远影响，加之在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取得的接连辉煌胜利，我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领袖的宣传亦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

在颂扬领袖地位之关键性的同时，我们往往较少以科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究竟在哪些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领袖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我们愈发倾向于将领袖视为独立的个体，却往往忽略了他们作为集体代表的本质。

将革命理论的诞生简单归因于个人之力，却忽略或轻视了集体智慧所做出的贡献。

过度凸显个人业绩，却轻忽乃至淡化了党和人民的辛勤付出。

将领导者刻画为无懈可击的化身，即便他们偶有瑕疵，失误在所难免，但对其人格和决策的任何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

此倾向对党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冲击，尤其是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在那段岁月里，每当党内领导层出现分歧，我们党未能遵循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原则妥善解决，反而转而采纳了强化个人地位、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策略。

04

1959年庐山会议，在全党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若解放军未能与我携手并进，我唯有退守乡村之地。他进而宣称，将另行组建一支解放军。此言一出，瞬间将他与彭德怀之间的矛盾激化至不可调和的地步。

庐山会议的与会代表们，瞬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得不面对艰难抉择，必须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作出选择。

鉴于毛泽东在党内享有的崇高威望与无与伦比的权威，众人心悦诚服地选择了毛泽东。

于是，庐山会议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在探讨“三面红旗”这一议题时，并非所有资深的革命者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于彭德怀的评价及其所受的处理，也有不少同仁认为毛泽东的做法不尽周全。然而，在那个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领袖手中的时代，无条件地维护领袖的“形象”与权威，已经上升为全党至关重要的任务。一人的安危，往往牵动着天下的安宁与太平。

继而，他们普遍理智而自觉地选择了捍卫毛泽东的立场，积极倡导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如刘少奇发言，指出彭德怀“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这样做“要么是散布糊涂观念，要么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周恩来在发言中，将彭德怀视为“犯上”之辈，并断言“所有领导同志均应服从管束”。彭德怀对个人崇拜的抵制，被指责为“情感问题”——即缺乏或未能展现出无产阶级的情感——同时也被视作缺乏“领袖意识”及“甘愿为民众服务的奉献精神”。

朱德的发言，希望彭德怀“永不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

上述几位资深革命家的讲话，大体上反映了当时全党大多数干部的普遍共识。

他们无疑秉持着公正之心，将目光聚焦于党和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他们处理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

遗憾的是，这种认知存在偏差。将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推崇转变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的无条件支持，实则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

庐山会议的干部依旧留存。若以封建主义的视角来审视无产阶级领袖的议题，“君权神授”的信念映照出对领袖的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的精神，这种态度被视作“党性”的显著标志。

有人质疑彭德怀性情如魏延般桀骜不驯，而另一些人则宣称将致力于成为颂扬其丰功伟绩的“歌德派”。

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领导人坦率地表示：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应如古时女子婚后对丈夫的忠贞，须秉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坚定信念。唯有如此，方能真正称得上是“坚贞不二”的典范。

他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彻底类比为封建礼教中所称“贞女不嫁二夫”的道德信条。

他指责彭、张。

“口口声声称赞毛泽东同志，却为何怀有不满情绪，甚至对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

在他眼中，忠诚的信念坚如磐石，毫无保留。即便面对领袖的失误，他也绝不允许心中萌生半分“不满”之意，更不用说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及其后续阶段，林彪的表现对全党范围内个人崇拜现象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林彪在拼命向彭德怀头上泼脏水的同时，别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调子歌颂毛泽东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说：

“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怀）觉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林彪所阐述的“规律”是：世间只能有一位真正的英雄，不容许有第二人存在。毛泽东被尊奉为无可匹敌的伟大英雄，故而他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对于任何对英雄地位提出质疑的人，都将被视为觊觎英雄之位者，我们务必坚定地将其遏制。

林彪借助鼓吹“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皇权思想，明目张胆地舍弃了“无产阶级领袖应为集体”及领袖间应遵循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主义准则，公然推崇起封建主义的观念。

随着庐山会议的圆满落幕，军委总政治部适时发布了《关于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展开斗争的学习文件》。其中，对“阶级、政党与领袖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领袖角色及其重要性”的深入剖析，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与深思熟虑。

——文件说：“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借口反对所谓个人崇拜，来否认革命领袖的作用，实质上是企图破坏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威信，妄想由他们自己窃取领袖的地位，从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这无疑是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行为视为不可宽恕的罪愆。

——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是最佳且最恰当的指导”，“是党和全国人民莫大的荣幸”，“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对于认为毛泽东对不足之处‘理解不够深入，认识来得较晚’的观点，实属无端的诽谤和污蔑”。

这实际上是把党的领导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领导，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不能作任何批评，只能歌功颂德。

——文中指出：“革命领袖的声望，与党的、阶级的声望息息相关”，“所谓‘反对领袖即等同于反对党’的谬论，实乃心怀叵测的反党分子别有用心地散布的诡辩。”

此段表述显然对领袖与政党、阶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歪曲解读，混淆了正当批评与反对党派行为的区分。其直接后果是，任何向领袖提出意见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被冠以“反党分子”的帽子。

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文件，经中共中央的转达，要求全国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深入学习。此举极大地提升了该文件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普及度。

继而，阴谋家林彪对时局变迁洞察秋毫，趁机巧取豪夺，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将个人崇拜在理论、内容乃至表现形式上推至荒谬绝伦的境地。

近年来，学术界已对苏联在批判个人崇拜之后，中国随之涌现的个人崇拜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深入的总结。这种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旦掌握政权，便似乎掌控了世间万物；而一旦政权旁落，则一切似乎随之烟消云散。

个人崇拜，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集权领导体制的衍生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对个人掌握权力的过度崇敬。

在悠长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道路上，常常过分强调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维护与加强，而忽略了经济建设与民主生活的广泛拓展。甚至出现了对“唯生产力论”和“群众运动”的极端错误批判。

在这种认知之下，领袖作为政党和权力的象征，自然地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逐渐演变成神圣而不可亵渎的政治偶像。

苏联解体与我国“文化大革命”的落幕，共同向世人昭示：

我们必须将人民群众尊崇为无可替代的“上帝”，并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核心任务。

无产阶级的政党与政权，唯有坚守根本，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不懈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才能永续保持其勃勃生机与活力，从而迈向那崇高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