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国上将杨成武将军挥笔撰写了一部名为《战华北》的回忆录，并邀请老首长聂荣臻为之作序。

聂荣臻欣然应允。待其落笔完毕，众人无不惊讶地发现，聂帅竟在序言中微妙地倾诉了些许不为人知的委屈。

聂帅如此说：

“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打的大仗不多……1948年下半年，华北组成了三个兵团，只要需要，是可以打一些大仗的。但是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对全国解放战争酝酿了一盘好棋。……”

尽管岁月流转已近四十年，聂帅言谈之间仍显严谨，且始终以统筹全局的气度回顾那段过往。然而，他的话语间不禁透露出一个不争的事实：自1946年至1948年年末，华北部队未曾发动过大规模的歼灭战，这一点毋庸置疑。

尤为令人费解的是，华北部队在单场战役中的歼敌人数始终未曾逾越三万之数。以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为例，其歼敌数仅为1.7万余人。至于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歼敌人数亦不过2.4万。而后续与东北野战军联合作战的平津战役，则不再计入华北部队独立作战的歼敌统计之中。

为何中央如此安排？

一、开局不利

实则，当全面内战于1946年爆发之时，华北的部队满怀决心，意图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然而，现实形势却未能予以其支持。

1946年6月，聂荣臻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气势磅礴的战略规划，明确提出了夺取山西的宏伟目标。

我们的战略部署明确为“西进东守”，即在山西地域集中兵力进攻，而河北区域则着重于防御。

毛主席不仅对此计划表示赞同，更将其提升至更高层次，精炼为“夺取三路四城”的战略目标。

三路分别指的是连接北平至绥远的平绥铁路，北平至汉口的平汉铁路，以及贯穿山西省的窄轨铁路——同蒲铁路。

四城：太原、大同、石家庄、保定。

这四座城池位于山西与河北之间，乃该地区的重要枢纽。若能一举攻克，则意味着对阎锡山势力进行根本性的瓦解，并有效封锁了通往北平的命脉。

聂荣臻胸怀壮志，西征之际，邀请贺龙指挥的晋绥军区，南征之时，又联合刘邓率领的晋冀鲁豫军区，对三路四城发起了凌厉攻势。凭借刘邓有力的牵制，河北国军无法腾出手来支援山西，聂荣臻在晋北连战连捷，相继解放了山阴、繁峙、原平、五台、定襄等多座城镇，一时之间，大有席卷南下、一举收复山西的态势。

然而，在这股胜利的势头面前，大同与集宁却遭到了无情地阻遏。

大同昔时隶属于察哈尔省，而集宁（今乌兰察布市）地处绥远，两地相隔约莫二百里。在这样的广阔距离上同时进行两场战役，对指挥官的才能与要求极为严苛。然而，这位指挥官的功过是非，却难以一语道尽。

彼时投入战斗的部队，乃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所属力量。此类跨度极大的战役，理应由一位具备绝对指挥权的大将亲自领军。最佳人选无疑是聂帅亲自镇守前线，即便聂帅并非擅长临场指挥，亦宜再派遣一位战功赫赫、经验丰富的将军负责现场指挥，以确保战事顺利进行。

然而，聂帅素以仁慈著称，对贺龙亦颇加关照，不愿直接对晋绥部队下达指令。经双方商议，决定各选派一位级别较高的指挥官来共同指挥。

晋绥方面遂派遣了张宗逊——当时担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而晋察冀则派出了罗瑞卿——彼时担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两位均以卓越的本领著称，若由其中任何一位独立指挥，皆能轻松攻克大同。然而，两位将领同时抵达，却给双方部队的思想带来了不小的波动，以至于产生了各自为战的误解。

最终，晋察冀部队与晋绥部队均秉持己见，未遵照张、罗二人的统一指令行事。双方均怀揣争先立功的念头，因此在统一约定的日期到来之前，便纷纷提前向大同发起了攻势。随着大同之战的爆发，傅作义敏锐地察觉到聂荣臻的目标远不止于山西一地。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傅作义摒弃前嫌，调兵遣将南下，以支援阎锡山。

张、罗二位早在战前便预见，若傅作义率军前来支援，必经集宁城。因此，他们在集宁方向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傅作义派遣三个师增援时，这些部队却在途中被成功包围于集宁城内。

战局陷入胶着与僵持状态。我军在大同与集宁两地同时围困了两颗坚如磐石的“硬核桃”，一时间攻坚之难显而易见。若欲迅速破解困局，势必要增派兵力以助一臂之力。

张、罗两位虽共同执掌指挥权，然而问题随之显现——他们并非各自阵营的首席领导人，因此在调兵增援一事上，他们的意见并不具备最终决定权。面对这一困境，他们唯有咬紧牙关，坚持战斗到底。

聂帅似乎既因难以调集兵力而犹豫不前，又或许自认现有兵力足以胜任任务，故而并未派遣援兵。

在僵局中，傅作义迅速作出应对，不惜倾尽家底，再派出一支101师加强集宁防御。而这101师究竟何许人也？它正是傅作义的发家之本——35军旗下的王牌主力师。

这恰恰凸显了傅作义非凡的气度与远见。在当时国军众多地方实力派中，他独树一帜，始终保持着对大局的深刻洞察，不因个人情谊而急功近利，面对紧急关头，更是全力以赴，毫无保留。

然而，聂帅为何对大同与集宁两地之敌视而不见，不派遣援军？中央或许也未料到傅作义会主动增兵。或许是因为，根据我们一贯的观察，国军向来不习惯于援助邻近部队。傅作义对阎锡山的救助，派遣三个师已是极大的面子，再增兵的可能性极低。因此，这次判断失误了。

傅系再派一师驰援集宁，意图解围后即刻南下。行动迅猛而果敢，张、罗两位未曾预料到傅作义此举，急忙派遣围城之兵迎击新到之师。然而，双方均未能取得理想战果。聂帅迅速作出决策，下令大同、集宁两地同时撤围，暂避傅作义的锐气。

二、傅作义崛起

在经历大同与集宁之役的挫败后，聂帅深感痛心与忧虑。战后，他组织杨成武、罗瑞卿等将领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众人一致认为，晋察冀部队当前形势下，难以确保此类战斗的胜利，因此，提出解放山西的目标已不宜再行提起。

数月前还怀揣征服山西的壮志，如今为何态度大变？

三个原因。

首先，聂帅在裁军一事上表现得极为真诚。1946年，国共双方进行军调，实施大规模裁军。聂帅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将晋察冀部队作为中共展现和平意愿的窗口——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就已被誉为模范，美国曾派遣多批记者前来采访，前来支援抗日的国际友人亦为数众多。白求恩、柯棣华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便是因名声远扬而慕名而来。

作为窗口角色，必须切实履行职责，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聂帅明确指示，晋察冀部队需遵照协议，裁减军事人员三分之一。此举直接削弱了部队实力，张宗逊上将后来在回忆大同集宁战役时指出，未能攻克集宁三师并非完全因为指挥失误或未能集中兵力围歼，更关键的是部队士气低落，缺乏信心，难以承受压力。面对外围敌人的威胁，两面受敌，又有谁敢坐视不管呢？

聂帅岂能不知过度裁军会损害国力的道理？他深知这一点，晋察冀的二十万精锐之师，皆是他悉心培育的结果，他对裁军之事感到尤为痛心。然而，中央的命令已经下达，若不执行将影响国家政治大局，聂帅虽心有不甘，却仍咬紧牙关，坚决执行了中央的决策。

其次，三路四城计划实属不切实际。该计划的目标全部锁定在大中城市，如太原、大同等地均为易守难攻之要塞。鉴于我军当时的技术装备水平及作战经验，攻坚此类坚城并非明智之举。从横向对比来看，东北、华东以及晋冀鲁豫三个方面军均未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进攻，目前仍处于发展农村根据地的阶段。

尤其是太原，直至1949年4月，我军凭借平津战役的威势，对太原展开了围攻，却在太原西山遭遇了重大损失，徐向前将军也因劳累过度在前线病倒。最终，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将火炮的轰击视若儿戏，才艰难地攻克了太原城。这样的代价，在当时我们尚无法承担。

其三，傅作义独树一帜，崛起于国民党实力派之中。昔日，他从晋系军阀中毅然分离，挺身于绥远之地，迅速崭露头角，将这片塞北边陲的穷省治理得井然有序。

傅作义思维敏捷，不受意识形态束缚，始终立足绥远实际，致力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治安。尤其是，他将国民党仅停留在口头的平均地权政策付诸实践，其方法与中共颇为相似，打击大地主势力，严格禁止土地兼并，确保广大农民拥有耕种的土地。

他自学成才，在绥远地区开展金融改革，当地商品流通畅顺，通货膨胀现象鲜见，远低于国统区常见的水平。

傅作义领兵之道，颇得古时良将之风范，他推崇实干，作风朴实，从不将士兵视为奴仆，更不会克扣他们的军饷与粮米。当时，国民党中央军私下里称傅作义为“七路半”，认为他的行事风格与八路军极为相似。

傅作义因此深受军队敬仰，其指挥能力更是灵活高效，所率部队战斗力显著，远非昔日老长官阎锡山的晋军可比。

1945年9月，聂荣臻与贺龙携手发起对绥远省的攻势，当时便觉察到傅军的抵抗异常顽强，战术运用极其巧妙，常常采取退避三舍的策略，偏好固守城池。此外，傅军还极具外交手腕，能够巧妙地与外界建立联系。在其王牌部队35军陷入重围之际，他甚至能说服宁夏的军阀马鸿逵以及前长官阎锡山联合出兵相救。

因此，尽管傅系兵力不足五万人，却顽强地抵挡住了聂、贺二人的联合围攻。

在大同集宁战役如火如荼之际，傅作义将军再度与河北、热河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协同作战，对承德发起了猛攻。面对此情此景，聂荣臻将军紧急下令，要求我军迅速撤离承德。

在大同与集宁的防御圈被撤销之后，张家口沦为了一座战略上的孤立据点。聂荣臻随即下令，要求我军迅速撤离张家口。当时，部队内部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困惑和不满，众多官兵纷纷向聂荣臻表达，他们坚决不愿意放弃这座城池，宁愿誓死坚守。

经过聂荣臻一番耐心劝说，众人才怀着沉重而悲壮的情感撤离。

傅作义迅速派遣部队夺取了张家口。蒋介石听闻此城光复，立刻在其伪国民大会中宣扬胜利喜讯。

华北战事中，我军遭遇挫折，自此节节败退。傅作义乘胜追击，其势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跨越察哈尔、热河、绥远和冀东四省，最终荣任华北“剿总”司令之职，麾下统率五十余万国民党军队。

这五十余万大军中，逾三十万由蒋介石主动降低身段，交付傅作义统率，从而确保华北战场的主动权得以持续掌握。

傅作义权势熏天，不轻易让步。他不仅坚守平津，而且源源不断地派遣军队向保定地区发起攻势，将华北的军队不断向南压缩。

面对这股难以对付的地方势力，中央的方针悄然生变，不再寻求与傅阎正面交锋，转而采取保存实力的策略，以牵制傅部，阻止其继续扩张。

三、小仗为主

1947年6月，朱德同志亲赴晋察冀地区，亲自主持与华北部队的高级将领们召开会议，旨在回顾并总结过去一年间战场上的经验与教训。

聂荣臻虚心采纳朱德的宝贵意见，调整了作战策略，由原先的逐城攻取、小规模区域作战，转为灵活机动的进退战术，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独立作战方式。

行家一点拨，便显真章。朱德略施妙计，华北战局顿时焕然一新。聂荣臻不再对傅作义部南下的防范过分忧虑，转而将战略核心置于山西与河北两省的交界地带，发起了一系列攻势，包括正太路战役和清风店战役等，在太行山脚下频繁发起战斗。

中央确立的总方针明确指出不发动大规模战役，尽管如此，聂荣臻指挥作战依然精彩纷呈。他甚至一度击败了傅作义的101师和32师，这两支部队被誉为“金子”、“银子”，乃傅部中的精锐力量。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麐在战败后自尽，而三十五军参谋长与32师师长亦在战场上英勇牺牲。

傅作义领略了共军的强大实力，出于不明原因，他派遣人手调查共军是否更换了指挥官。他绝不相信聂荣臻能够达到如此高超的指挥水平。然而，尽管多方查探，结果却依然模糊不清，因为朱德抵达华北的消息被严格保密，敌方难以获取。

至1947年夏季，随着东北野战军在关外发起猛烈攻势，国军防线岌岌可危，中央政府遂萌生让傅作义将军率部出关支援的念头。中央对此情形心知肚明，遂紧急指令华北部队服从整体战略部署，不宜急于与傅作义决战，而是采取小规模战斗，牢牢牵制其行动，确保傅部无法东渡山海关。

聂荣臻对傅作义的情况了如指掌，坚信能够与傅的主力部队正面交锋，且自身力量正在逐步恢复壮大，总兵力达到约25万，足以与傅部正面抗衡。尤其是“三杨”中的两位——杨得志和杨勇，均在华北部队中担任要职，声名远播，日后分别成为两个兵团的首领，勇猛善战，堪当重任。凭借如此强大的军队和英勇将领，面对大战，何惧傅作义？

然而，鉴于中央已下达此令，各方均不敢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始终将其维持在中小规模之内。

即便在1947年11月，我们毅然决定孤注一掷，夺回石家庄以洗刷张家口失守的耻辱，但当时我们所能调动的兵力也仅有两万余人。相较之下，东北和华东战场上的战事频繁，动辄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且常常能歼灭敌人五万以上，这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至今，诸多研究我军解放战争历史的学者，无不提及孟良崮、四平、莱芜、羊山集等著名战役，而华北战场的战事似乎略显平淡。这并非意味着华北战场无可记述，实则是因为我军将士肩负着巨大的政治责任，在每一个城市、每一寸土地上默默作战。正如红花与绿叶各有其美，英雄与无名英雄共同铸就了辉煌的历史。

华北部队，功勋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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