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起顶流皇帝，人们首先想到的常常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隋文帝杨坚，虽然靠着“开皇之治”也有一席之地，但总感觉差了点。

但是，在一些西方人的评价里，这位皇帝的地位却高得惊人，甚至被美国学者迈克·哈特排在中国皇帝的第二位，只比秦始皇低。一边是国内有夸有骂，还有“篡位”、“摘桃子”的说法，另一边是西方人把他看作“圣人可汗”一样称赞。这种奇怪的差别，就像一面镜子，看出了东西方看待历史的不同想法。这位在中国历史中有点尴尬的开国皇帝，他的名声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帝国”的开创者和欧洲人的想法想知道西方人为什么看重杨坚，就要先知道他们的“痛点”。一个网友说得很对，如果把汉朝比作罗马，那杨坚就是那个重新统一罗马的伟大君主。在西方人的历史记忆里，罗马帝国没了以后，欧洲就开始了很长、很乱、再也没统一过的中世纪。查理曼、拿破仑都试过让罗马再次伟大，但是都失败了。这种对“大一统”的向往，是很多“精神罗马人”心里忘不掉的想法。但是他们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很像的历史：强大的汉帝国（第一帝国）没了，中国也进入了差不多四百年的乱世——五胡时期、南北对峙，看起来也要分裂了。就在这个时候，杨坚出现了，他打败了所有对手，结束了分裂，建立了隋朝。在西方人看来，这简直是奇迹。他们还分出了“中华第一、第二、第三帝国”的说法，把秦汉当成“第一帝国”，把隋唐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华第二帝国”。这样一来，隋朝换成唐朝就只是一场“内部政变”——因为李渊和杨广是姨表兄弟。所以，作为“第二帝国”的开创者，杨坚的地位当然能和“第一帝国”的秦始皇比了，他是一个“成功的查士丁尼大帝”。他们自己做不到，就特别佩服能做到的人。这种羡慕的想法，就是他们给杨坚高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制度发明家”？还是“第五个馒头”的故事在西方的评价中，对皇帝最高的称赞就是“征服者”和“立法者”。杨坚正好都符合。作为“征服者”，他结束了乱世；作为“立法者”，他还被看作是三个重要制度的发明人：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和《开皇律》。三省六部制，为后来的朝代打下了基础；科举制，让普通人也能当官；《开皇律》，取消了残酷的刑罚。随便哪一件，都了不起，三件加在一起，他当然就是世界级伟人了。但是，这可能是一个“第五个馒头”的误会。国内很多研究早就说过，把这些功劳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是抢了别人的功劳。三省六部的想法汉朝就有了，它的发展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时间；科举制也一样，西汉时就有普通人通过考试当官，隋朝的制度在有些地方甚至还不如以前。就像一个网友说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不了解细节，他们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就把功劳都给了最后一个“吃饱了”的人。要说结束南北朝的功劳，杨坚只是个“摘桃子”的，可能还比不上北周武帝宇文邕。这就好像，了解三国的人，不会觉得统一天下的第一功臣是司马炎吧。因为不了解这些细节，杨坚的形象就变得很高大，成了一个什么都靠自己发明的“发明家”。一张流传很广的“野榜”和历史的误会隋文帝在西方评价高，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一本叫《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位名人》的书。这本书的作者迈克·哈特，是学物理的，拿的是天文学博士学位。说白了，他研究历史就是个业余爱好，他搞的排名“参考价值跟网友自己搞一个差不了多少”。但就是这样一本书，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看得很重，影响了很多人。哈特的观点流传很广。他认为杨坚上榜的理由是“结束南北朝、统一中国、建立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这种简单的、只看英雄的说法，就是因为他对历史细节不了解。哈特可能连宇文邕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那些为制度改革出了力气的先辈们。更有意思的是，这种“一厢情愿”的看法，不是只有他们这样。有材料说，晚清的徐继畬评价华盛顿“不当皇帝，不传给子孙，搞推举的办法”，说他是“古今没有过”的奇人。但是，他不知道，华盛顿“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当时美国的政治环境根本不让他当国王。看来，不同国家的人评价历史，都会带上自己的看法。文化不同造成的误会，有时候比历史本身还有意思。滤镜之下：一个爱猜忌、小气又复杂的皇帝当西方人只看到杨坚“统一者”和“立法者”的光环时，在中国史书里，他是一个更复杂的人。第一点是“得位不正”。一样是欺负孤儿寡母，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对后周皇室很好，被人夸“厚道”；但是杨坚却杀了很多北周皇室的人。这一点在讲究“仁义”的中国，肯定会让人对他的评价变差。第二点是“好为小术，不达大体”。他天生爱猜忌，晚年还杀了不少功臣。他非常小气，是个“锱铢必较”的皇帝，却不知道“太小气了，儿子就可能变得很奢侈”。他在废太子这样关系国家的大事上，听了老婆的话，最后只能后悔地说“独孤误我”。他那个“喜欢搞大新闻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让他名声不好。有句话说“子不教，父之过”，杨坚换太子是隋朝灭亡的一个大原因。所以《隋书》才会说：隋朝灭亡的根源，是从杨坚开始，到杨广手上完成的。可能，隋文帝杨坚，不是西方想的那个完美的开创者，也不是一些书里说的那么坏。他是一个站在乱世尽头的人，一个为新时代打下基础、却又亲手埋下祸根的矛盾的人。他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对“统一”的向往，也看到了我们自己评价历史时的复杂和挑剔。